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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甘:假如有来生 还做深圳人

2014-11-10 10:13 [来源]:未知 作者:danny

  2014年11月10日深圳讯,30多年来,深圳对于我而言,始终像是一种召唤,召唤我去回应它,以自己的故事或以见证这座城市的传奇去呼应它。

  我大学一毕业就来了深圳。那时,特区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这座城市弥漫着创业者所特有的热烈气息,号召和呼唤着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前来寻梦,成为“拓荒牛”。这种“热烈”起初并非是炙手可热,而是人的心里有一种温度。所以,那时候到深圳寻梦和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并不大,更多指向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张扬。

  30多年的风云变幻,无论时代的洪流如何起伏和激荡,“开拓、创新、奉献”的特区精神始终是集体记忆和我个人的指南针。我们这一代人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特区,遇到一座伟大的城市,经历着金子般的岁月,这种感觉是不可复制的。

  可以说,我本人亲见、亲历、亲闻了1982年至今几乎所有的深圳大事件,见证了这座城市奇迹般的发展。以深圳作为安宁幸福的栖居之地,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

  投奔到新时代的“延安”

  1982年,我大学毕业,走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或分配到湖北省委工作;或回到家乡汕头工作,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母期待我回去;又或者,到经济特区深圳。

  当时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我们78级的同学都争取去北京或者留在广州,这些大城市更让人充满想象,没几个人愿意到深圳去。这并不奇怪,我们是“老三届”,考大学时可谓百里挑一,加上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毕业分配自然想往条件好的地方走。加上当时大把的机关和单位向我们伸出“橄榄枝”,可供的选择数不胜数。深圳当时刚改革开放,人口以及基建规模与一个小县城的格局相当,当然很冷门。

  在这之前我来过深圳。那时跟香港仅一线之隔的深圳,是所谓的“政治边防”。大学时,我读的是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对这个“政治边防”很感兴趣。1980年,包括我在内的20多个学生组成小组,跟着老师到深圳调研,主题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洪流,有没有冲垮社会主义的精神堤坝”。

  这一次到深圳,我们住在市教育局的东门招待所,但其实是睡会议室。没有床,我们把桌子摆成两条,男女分开,和衣而睡。那时候,会议室有一台电视机,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围着看来自香港的电视节目,比如“明珠930”和亚洲电视台的故事片,一看就看到凌晨两三点。以前在广州,我从来没有看过香港的电视节目,这些新鲜的事物像一扇全新的窗户,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从深圳回来后,我一直留心媒体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报道,加上曾经在现场目睹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我能感受到深圳那种不一样的生机和活力,从某种角度讲,它就像当年的延安。我相信它会是中国未来最有希望的地方,热血青年就应该到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报名到了深圳。

  被分配到市委宣传部时,我连到深圳以后有没有地方住、住哪里、拿多少工资都不知道。那时候,心思纯粹的我心里想:中国在搞改革开放,深圳在搞特区,未来前景一定会很好,深圳靠近香港,错不了。带着这种心情,我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前往深圳的火车。

  一只疯猴是“壮观”的文化设施

  下了火车,市文化局一位科长开着面包车来接我。他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没有宿舍,把我送到了东门,要我暂时寄居在博雅画廊。

  我的房间在五楼,那本是一个杂物间,里面堆满了东西,我在里头支了张床,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当时,深圳交响乐团也住在博雅画廊,我每天都听着他们吹小号、拉小提琴。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深圳真是一穷二白。从上海宾馆再往西走,全是荒山野岭,去蛇口只有乡间小路,坐车得一个多小时,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活动范围局限在住处周围。

  博雅画廊旁边是新安酒家,没走几步就是东门老街,还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不少房子有上百年历史。街道中间有一个“人民电影院”,街边小店里松软美味的云片糕令我食欲大开。

  博雅画廊的对面是工人文化宫,里面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猴子,是当时很重要的文化设施。这只猴子本来健康正常,一些香港人来深圳过年时,放鞭炮,有小孩恶作剧地把点燃的鞭炮往笼子里扔,猴子被惊吓得两眼通红,最后变得疯疯癫癫。

  那时候的文化设施和娱乐活动乏善可陈。老宝安人可以去附近的深圳戏院听粤曲,可我听不懂粤语,闲暇时,偶尔会去看看那只可怜的疯猴子。

  我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59元,其中的30元是“特区补助”。因为条件艰苦,不少大学生来了几个月之后,又走了。但我比较笃定,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希望。

  通新岭的“小南泥湾”

  一年后,我才得以搬到新建的机关宿舍。我住在通新岭24栋,站在窗前望出去,整个红岭一带都是荒山野岭、红土高坡。

  我的一些当过基建工程兵的同事后来回忆道:他们曾驻扎百花岭那一带,晚上睡觉时,有像小猫一样大的老鼠掉在蚊帐上,蚊帐不堪重负,整个垮了下来。

  第二年,我的工资涨到每月110块钱,钱多了,却赶上“菜荒”——因为供不应求,菜价高涨。当时买菜还不方便,最近的南塘菜市场离原来在罗湖的老市委(也是原宝安县委)比较近,但从新市委这边骑自行车过去,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有人自嘲:“等买菜回来,菜都种出来了。”

  后来有人提议,机关干部可以利用早晚时间,集中开荒种菜。那时市委市政府的机构很精简,全部编制只有300多人,大家纷纷出动,说干就干。我们宣传部有十几人,在通新岭和老图书馆之间辟了一块空地。

  天蒙蒙亮时,我们就下地干活,也当是锻炼身体。下午下班后,天还大亮着,一些同事又到地里去,松土的松土、灌溉的灌溉,没有化肥,就去挑粪,那时候,边唱歌边劳动。我们的部长李伟彦本来不下地种菜,但有时候会闻歌而来看大家。部门的吴松营、彭茂光等也挽起裤脚,干得大汗淋漓。傍晚干完活之后,我们会在灯下看书,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那时候的沙头角远近驰名,因为可以买到的确良、方便面这些内地比较稀罕的物资,许多人都想弄个证去沙头角走走。有些从外地调来的人也是因为听闻沙头角的大名,以为深圳就是个“小香港”,结果带着调令来到深圳一看,看到这里的干部都在种菜,大失所望:“这哪里是‘小香港’?分明是个‘南泥湾’。太落后了,没法待。”把拿出来的户口本、介绍信和粮食本又放回兜里,转身回去了。

  但这种失望的小情绪无法阻拦深圳大发展的步伐。这时,国贸大厦已经开始建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已经预示着特区之特。

  大有来历的“孺子牛”

  深圳原来是个边陲小镇,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是个“文化沙漠”。原来从宝安县委过来的一些干部,因为素质不高,见识有限,在搞文化工作时闹过一些笑话。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在审查到国外演出的文艺节目时,《春江花月夜》的舞蹈演员穿着霓虹纱裙、手上拿着扇子跳舞,当时分管文化工作的一位干部不知道扇子是古典舞里面的重要道具,说:“天气这么冷,为什么还拿着扇子?把扇子拿掉吧。”有一个节目是打架子鼓的,他又说:“一个鼓就够了,摆几个鼓太浪费了。”

  不过市里的领导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1983年,有一次市委开会研究文化设施的建设,由时任市委书记主持,我列席做记录。当时市文联副主席汤洪泰向市委书记汇报说,准备请著名雕塑家潘鹤在市委门口树一个孺子牛的雕像,预算约为3万块钱。但他到市财政局申请经费时,一位管事的科长却说:“买头活牛都不用3万块,搞个雕像居然要这么多钱。”

  市委书记一听,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说:“这是什么干部?这样差的水平,对文化一点认识都没有。”他交代当时在场的市委组织部部长欧阳杏:“查一查,把这个干部撤了。”欧阳杏把这事记在笔记本上,紧接着,这个科长真的被撤掉了。这反映了当时市委、市政府抓文化建设的决心和魄力。一座雕塑要花3万元,而当时深圳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千万,比我们现在一个南山区都少很多。现在看起来,这个干部也许只是调侃一下,但当时却马上就被撤掉,这体现了当年特区改革的决心、开放的程度,反映了当时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工作作风。

  再比如要办大学时,市财政收入才7000万元,但办大学要2个亿,市委书记这样说:就算要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办起来。

  在市中心竖起小平画像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第二次到深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改革开放的热潮。当时我在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工作,负责“布置环境宣传”——在城市里布置各种各样的宣传画、标语牌等。在小平南方视察以后,我们希望在深圳市中心树起一张巨幅的小平画像。

  按有关规定,此事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后来我们想,在深南大道上树起小平的巨幅画像,恐怕谁也不会批准,谁也不敢批准。但竖立起来以后,恐怕谁也不敢把它拆下来。于是我们就决定采取一个策略:谁也不请示。这个想法也得到有关领导肯定,意见很快就反馈回来:“干!”

  从1993年到1996年期间,小平画像先后设计了4个画面。我们请了两位当时深圳市著名的宣传画画家郭炳安、陈宏新来设计、创作,由深圳市美术广告公司总体负责喷绘。画像的面积设计是300平方米,在当时是国内最大型画像。画像是在大剧院的车库里面完成的,如果一个人站在上面,只有画像上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拇指那么大。

  第一稿的画像是用铁皮做底,用最传统的方式——油漆描绘。第三次稿的画面采用了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条。”画像上小平同志的手正好指向深南大道。大家说“死路一条”不吉利,于是我们就把这一稿又改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当我们再一次修改时,已经改为电脑喷绘了。按当时的技术手段,喷一幅300平方米的画像,机器昼夜不停地运作,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喷完。

  1993年,小平画像最终设置在深南大道上。社会各界反应的热烈程度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仅国内媒体,连国际上的权威媒体如CNN、美联社、纽约时报、路透社等都做了相关报道。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和释放的一个新信号。小平画像从此也成了深圳的显著地标。

  小平画像树立后,有很多民间传说,比如说,深圳就再没有遭受过台风的正面袭击。这些民间传说表达了老百姓对于小平同志的敬仰之情。

  这种感情在1997年小平同志去世时达到了沸点——画像前成了市民悼念小平同志一个的聚集点。当时我们和公安局的同志在画像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并安排专人24小时站在那里值班。无数市民自发地涌向那里,男女老少,神情肃穆,场面非常震撼。那几天,小平画像下面每天都铺满鲜花,我们不得不请城管局每天晚上来几辆车把这些鲜花运走,但第二天鲜花又铺满了。

  有一个场景让我永生难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到了画像下,把头上戴的军帽放在地上,然后掏出一包中华牌香烟,说:“小平同志喜欢抽烟。”说罢,从这盒香烟里头抽出两根,再放到烟盒上面。据我们后来了解,全国纪念小平同志最火的地方,一个是小平同志的老家——四川广安,另一个就是深圳。

  小平雕像这样立在莲花山上

  小平同志一直有个心愿:回归时,到香港的土地走一走。“九七回归”在即时,深圳市委宣传部开始酝酿竖立一座小平雕像,我们请了深圳市雕塑家藤文金来主持制作。

  选址时,我们讨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放在地王大厦和中国银行的交叉路口,那里的中间有一片绿化地;第二个方案是市委对面的中信广场(现在的城市广场);后来有人提议放在莲花山上。但那时小平同志还健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讲究,人健在的时候雕像是不能放在山上的。为此我们开过很多次会讨论研究,有一次是市委领导来听汇报,本来请了滕文金,他说生病来不了,就打算由我代为汇报。没想到会议开始时,我正要说话,他推门走了进来,说在家里想这事,越想越重要,咬着牙硬挺着来开会了。就在我们无法形成统一意见时,小平同志去世了,所以市里最终决定把小平同志的雕像矗立在莲花山公园的山顶广场上。

  2000年11月,小平雕像落成时,正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为雕像揭幕的是江泽民同志。小平同志雕像高6米,重6吨,由主体塑像和底座组成。主体雕像为小平同志身披风衣,器宇轩昂、面朝南方,步伐坚定地大步向前走的形象,整座雕像由硅青铜材质做成。小平雕像的初稿小样,如今保留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关于小平雕像,民间也有一些传说,比如在正式揭幕前几天,安装的工人在拆围住雕像的木架时,正值夕阳西下,东边的天边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彩虹,在空中停留了十多分钟才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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